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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彝走廊瞻对:小地方、大历史——清代川藏大道上的节点与风云之地

时间:2017/1/5 9:36:38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查看:15  评论:0
内容摘要: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新龙。新龙,过去叫瞻对,一直是我向往的一个地方,因为之前我看过很多关于瞻对的材料,我最想的是到这个地理环境里来看一看。这几天我们从南到北走了一下,基本上穿越了瞻对所在的雅砻江大峡谷,这里的地理环境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觉得这里比金川要险要得多,也雄奇得多,这个地理环境让我开始理解为什么瞻对这样一个相对...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新龙。新龙,过去叫瞻对,一直是我向往的一个地方,因为之前我看过很多关于瞻对的材料,我最想的是到这个地理环境里来看一看。这几天我们从南到北走了一下,基本上穿越了瞻对所在的雅砻江大峡谷,这里的地理环境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觉得这里比金川要险要得多,也雄奇得多,这个地理环境让我开始理解为什么瞻对这样一个相对闭塞的弹丸之地能够成为中国近代藏地边疆中的一个风云之地了。我从2011年开始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大型藏区地方史《康藏史》编纂与研究”,实际上就是写一部系统完整的《康藏史》,所以这几年我一直在阅读和梳理康区的各类史料,清理康区的历史发展脉络,自然也包括瞻对。今天,我想结合近几年我对康区历史的梳理和思考以及来到瞻对这个独特的地理与人文环境中的所感所得,着重谈一下我对瞻对这个地方地位与特点的一些认识和思考。①

  一、认识瞻对历史地位与文化特点的三个视角

  这几天来到瞻对之后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怎样认识瞻对的历史地位和特点?怎样给今天的新龙定位?通常,我们要认识一个“点”,需要把这个“点”放到一个“面”之中。我们要认识某个历史现象及特定区域,也需要把它放到一个更大的时间脉络和空间范围中才能看清它的特点。从此意义上来说,我认为要准确认识瞻对的地位与特点,我们同样需要把瞻对放在更大的历史脉络与地域范围之中。按照这一思路,我认为,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来认识瞻对:第一,把瞻对放在整个藏区之中来看它的特点和地位;第二,把瞻对放到整个康区的历史和地域中来看它的地位和特色;第三,把瞻对放在汉藏关系发展的历史脉络之中来看它的地位和特色。这可能是我们比较全面、准确理解瞻对及其地域文化的一个方向。

  第一,把瞻对放在整个藏区之中来看它的地位和特色。如果把瞻对放在整个藏区之中来看,我认为有两点非常突出。其一,在整个藏区之中,我们找不到任何一个那么小的地方,中央王朝曾经连续不断地进行了七八次征讨均不能奏效,而且掀起那么大的波澜,导致中央王朝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围绕这个地方产生长期的纠葛,这种地方在藏区中是绝无仅有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瞻对在整个藏区中的地位极为特殊,在整个藏区中我们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地方。其二,从1865年到1911年,西藏地方政府曾对瞻对实施了长达46年的管辖,但是迄今为止,瞻对境内仍然没有建立起一座黄教寺院,其境内主要是红教和苯教的寺院。这一点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瞻对这个地方独特的地域文化。

  第二,把瞻对放在整个康区的地域范围来看,它的地位和特色是什么?清代四川总督鹿传霖对瞻对的特点有一个很精辟的概括,那就是“地最险、人最强”。瞻对的特点,首先是它的地理环境异常特殊,它地处十分险要的雅砻江大峡谷,这是一个自北向南呈口袋型的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但是,瞻对的北端和南端又分别扼川藏大道的南、北两路,这种地形环境使得瞻对这个地方进可攻、退可守,且易守难攻。为什么清王朝派大军前后进行持续达两百多年的征讨均难以奏效,原因就在于其地理环境易守难攻。但是瞻对的地理环境也有一个致命的缺陷,这就是峡谷地方,高山坡陡,资源极为匮乏;另一方面,由于地形环境相对封闭,在这个峡谷里,部落社会的传统和遗风得到比较完整的保持和延续。在这种情况下,瞻对这个地方同外部世界发生联系的方式就采取了这样一个路径——从清代以来,瞻对的部落即通过抢劫、掠夺川藏大道南、北两路往来物资的方式从外部获取资源。这里有一个背景需要交待一下,从明朝后期开始,为了“隔离蒙番”(“番”指藏族,即隔离蒙藏,阻隔蒙藏之间的联系),明王朝开始规定藏区大小僧俗首领前往京城朝贡,必须经四川前往,而不得走甘青,这使得川藏道的作用日渐重要,开始成为中央王朝与西藏地方之间一个重要的连接纽带和通道。进入清朝以后,川藏之间的道路变得更加重要,康熙为了平定准噶尔入侵西藏,首次由四川进兵,并在沿途设置塘汛、粮台,特别是雍正三年(1725年)藏区划界之后,整个康区大部划归四川,成为归皇帝直接管辖的内地,这使得川藏交通的地位和重要性得到大幅度提升,变得越来越重要。由此,川藏道的南路开始成为官道,驻藏大臣入藏多走此道;川藏道的北路因为地势相对平缓,则成为川藏之间物资交流的重要商道。这样,从清代开始,川藏大道的南、北两路不仅成为中央同西藏地方之间进行沟通和联系的桥梁以及重要通道,也是内地与西藏或者说是汉藏之间商业贸易、文化交流的枢纽地带和主要通道。瞻对因为地扼川藏交通的南、北两路,加之地理环境险峻,进可攻、退可守,于是从川藏交通的南、北两路劫掠往来物资就成为瞻对部落重要的生存之道。这种对川藏大道南、北两路往来物资的劫掠,藏语称为“夹坝”,意思是“抢劫”,也指“抢劫者”。在瞻对这个特殊地方,所谓“夹坝”就是为了向外争夺资源,是瞻对的部落在资源匮乏情况下的一种向外发展的模式。因为北路是商道,有很多大宗商业货物从这里通过,而南路是官道,有很多来自朝廷、西藏地方政府以及达赖喇嘛高品质的礼品等物资从这里经过,这对于资源匮乏的瞻对部落自然很有吸引力,于是劫掠川藏大道南、北两路的过往物资就成为瞻对部落的一种习惯性的部落行为。20155月我去参加中山大学的博士论文答辩,其中有一位博士生就写瞻对的“夹坝”,他从新龙档案馆找到很多材料,他对“夹坝”的部落内部规则做了很多有益的探讨。

  我以为,对于瞻对的“夹坝”这样一种向外获取资源的方式,我们不能简单地从现代意义上的“抢劫”来理解,因为“夹坝”实际上是一种集体行为、部落行为,是以部落为单位的一种传统和古老的获取资源的方式。其实,在遥远的年代,特别是冷兵器时代,人类历史上数千年的战争冲突绝大多数都是为了争夺资源。例如,中国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的一次次南下“逐鹿中原”乃至“问鼎中原”,无不是为了争夺生存资源和更优越的生存空间。其实“夹坝”对于资源匮乏的瞻对部落来说,也同样是按照部落传统和习惯从外部世界争夺生存资源的方式和途径。

  南北两端地扼川藏大道的南、北两路,地形环境易守两攻,相对封闭造成的部落社会传统与遗风的完整保留,加之资源匮乏所形成的向外获取资源的强大动力,这些均使得清代以来的瞻对成为川藏大道上一只勇猛的“拦路虎”,也造就了瞻对在康区地域中“地最险,人最强”的特点。

  另外,从康藏史的角度来看,有一点也有助于我们认识瞻对在康区的地位和特点。康区因地处横断山脉地区,高山峡谷,地形环境相对破碎,所以,在康区的历史上,基本上没有出现统一整个康区的地方政权。即便是所谓“康区四大土司”,也只是局部割据的地方势力。但是,在康区历史上,曾经先后出现了两个占地面积很广并且几乎控制了康区大部分地区的地方政权,这两个地方政权,一个是十七世纪上半叶的白利土司,一个是19世纪兴起于瞻对的工布朗结。这两个政权都大幅扩张,占领大片地区,白利土司曾控制了德格、邓柯、道孚、石渠、昌都、类乌齐等大片地区,一度成为康区最大的地方势力。瞻对的工布朗结势力最大时,也号称“瞻对八万”,东至今康定一带,西至昌都,北到青海玉树、果洛等25族地区,南占里塘,横亘千里,占据了康区的大部分区域。这两个政权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曾经与西藏地方相对峙,都扬言要进攻西藏,白利土司曾写信给藏巴汗声称要进攻卫藏,后来被青海的固始汗南下康区所灭。工布朗结也曾与西藏地方政府为敌,扬言要攻打西藏,所以西藏地方政府才紧张起来,派出藏军与清军一同进行征剿。所以,从上述事实来看,瞻对这个地方在康区的历史上应该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第三,把瞻对放在内地与边疆以及汉藏关系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它的地位和特色又是什么?有一点特别需要强调,清朝曾前后八次大规模用兵于瞻对,延续时间长达两百年左右,这不仅在藏区绝无仅有,在边疆民族地区也极为罕见,而且清朝每次对瞻对用兵都影响着川藏全局,所以这里才是清代真正的“多事之区”。正如清末四川总督锡良所说:“惟徼外措处,全视三瞻,盖其人雄长于诸番之中,其地处于川边之内,番情向背,随之转移,而我之沿革损益,莫不因之为轻重,以此计其得失。”②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从雍正八年(1730年)首次派大军征讨瞻对开始,以后的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几乎每一个清朝皇帝都曾经对瞻对用兵。如何看待清朝前后八次大规模用兵于瞻对这样一个弹丸之地?过去我们对战争的理解往往是负面的、破坏性的,认为战争造成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是一种麻烦。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战争也一定程度地促进了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也是人类不同文明之间最深刻的一种交流方式。有一个背景需要交待。在雍正二年(1724年)清朝平定青海和硕特部罗卜藏丹津叛乱之后,清朝取代蒙古势力直接控制了整个康区,雍正三年藏区划界,除迪庆归滇外,康区大部直接划归四川管辖。康区虽归皇帝直接管辖,但是清朝并没有实际控制,也缺乏实际的统治基础,这个区域主要还是由各土司实际控制。在这种情况下,从雍正八年征讨瞻对开始,到以后清朝历代皇帝都派出大军征讨瞻对,这样,瞻对实际上起到了一个重要作用,它成为康区地方与中央王朝之间的一个节点和连接枢纽。

  二、清朝征瞻对产生的影响和历史作用

  我注意到,清朝每一次对瞻对大规模用兵,其军队构成主要是“汉”、“土”两个部分,汉兵主要是绿营兵,而“土兵”则是瞻对周边听命于清朝的土司军队,特别是东部明正土司和嘉绒土司的军队,其中多数为当地藏人。用兵的规模经常达到一两万人。清朝每一次征讨瞻对都派如此大规模的军队,而且还要组织和调动康区当地各土司派兵参战,其对康区产生的震慑和影响可想而知。

  其实,康区或者说东部藏区真正牢固地被纳入清朝的控制主要依赖于两大战事:一个是清朝持续达两百年对瞻对的征讨;另一个是乾隆的两次征金川之役。其实,清朝打的很多仗不能单算经济帐,乾隆皇帝“十大武功”中的很多战事都成本极高,两次征金川之役尤为典型。征金川和征瞻对都是成本极高的战事,而且对瞻对的用兵前后持续了两百多年,耗费的人力、财力惊人,这样的战事单算经济账和军事帐都很不划算。但如果从长远眼光来看,它起的作用非常巨大。具体说来,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个作用,就是使中央王朝对东部藏区产生了高度关注。比如,就拿瞻对来说,由于川藏大道南北两路是由内地通往西藏的要道,对中央王朝非常重要,当瞻对土司威胁到这一要道时,中央王朝必然要进行征剿,中央王朝的权威是不能受到挑战的。但是在征剿过程中人们却发现降服这个地方并不容易,所以清朝七八次用兵瞻对基本上都是半途而废,大多由前线官员制造一些假象,弄一些假材料上报,皇帝一高兴就草草收兵。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从雍正八年用兵瞻对开始,以后的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几乎所有的清朝皇帝都曾经征剿过瞻对这个地方。既然前面的征剿大多不能彻底、困难重重,为什么后面的皇帝不吸取教训呢?我认为,这有两个原因:其一,川藏大道对于清王朝非常重要,它是清王朝施政于西藏地方的命脉和基础,所以清朝要不惜一切代价保障川藏大道的畅通。其二,在清朝统治者眼里,王朝的权威和脸面是至高无上的,不容任何人侵犯和挑战,所以越不奏效就越要征剿,这在客观上不但造成清朝对东部藏区的密切关注,同时也使瞻对在整个清代成为中央王朝与藏区之间乃至汉藏之间一个重要的联系节点和枢纽,其产生的正面作用非常大。

  第二个作用,就是清朝通过长期征讨瞻对,加强了对东部藏区的震慑与控制,使其对康区的统治逐渐从间接走向直接,并为清末赵尔丰提出的“西康建省”奠定了政治基础。清朝每一次征讨瞻对都要进行大规模的组织、动员和布署,不仅征调大量汉兵,也征调当地土司兵,同时还需要后勤的保障与供给,加之瞻对地处康区腹心地带,进兵路线漫长,所以每一次征讨瞻对,尽管朝廷在人力财力上耗费甚巨,军事上也未必成功,但客观效果却是一步步地加强了清朝对康区的直接控制。

  第三个作用,就是瞻对成为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的重要连接点。1849年瞻对地方发生工布朗结起义,清朝派川督琦善率兵镇压,无功而返。工布朗结的势力逐渐壮大,东部占领了明正土司的大片地盘,势力达到康定一带;西部占据了乍丫、昌都一带;北部占领了甘孜、德格、炉霍以及青海玉树、果洛等25族地区;南部占领了理塘,横亘千里,威震康巴,号称“瞻对八万”,完全阻断川藏大道,成为19世纪中叶几乎控制整个康区的最大地方势力。同治二年(1863年),清朝调集和组织四川、青海各路汉、土兵马对工布朗结实行会剿,其中西藏地方政府也派兵参加会剿。同治四年(1865年)朝廷平息工布朗结事件后,因无力支付西藏方面提出的军费补偿,遂将瞻对赏藏,由西藏地方政府派藏官进行管理。自此直到清末,西藏地方政府管理瞻对的时间长达46年,瞻对也成为西藏地方政府在四川辖区内的一块“飞地”。由于藏官对瞻对的管理给当地及周边各土司带来了诸多纠葛和麻烦,历任四川总督多主张收回瞻对。所以,从19世纪中叶直到清末,瞻对问题不但成为清朝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一个重要的利益平衡点,同时也成为双方在康区的一个联系焦点。

  瞻对这样一个地处康区腹地的弹丸之地,何以能够产生这么大的作用?这是值得我们今天深入思考和认真总结的。毫无疑问,把瞻对放在全藏区和整个康区地域,放在中央王朝与藏区的互动关系乃至放在汉藏关系发展的历史脉络之中,它的历史地位异常重要,地域特色也异常鲜明。尽管今天的瞻对或说新龙已是康区腹地一个因交通闭塞而不太受外界关注的县,甚至被当地人调侃为不太受人关爱的“肚脐”,③但是这里是“小地方、大历史”,它曾经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演绎过一段波澜壮阔、让人回味无穷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内涵丰富的历史遗产,它也是汉藏关系发展历史脉络的一个重要节点,是汉藏关系中的珍贵历史遗产。这笔遗产不是地方性的,它并不单单属于瞻对或者说今天的新龙县,它是国家层面的遗产,是中国多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的珍贵遗产。同样,瞻对的历史也不是局部区域和地方性的历史,而是汉藏交流交往大格局之中的历史,是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轨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阿来的《瞻对》一书写清朝200年间对瞻对的征剿,为什么能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原因就在于瞻对为我们留下的是一笔国家层面的历史遗产,这笔遗产和整个藏区、汉藏交流、清朝治边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阿来先生比较敏锐,能够捕捉到瞻对这个地方所蕴含的丰富历史价值。阿来先生的《瞻对》一书仅仅是挖掘和思考瞻对历史的一个开始,而不是结束。我觉得在汉藏的交流层面,如何梳理和总结这份遗产,还大有文章可做。我认为,历代中央王朝在治理藏区方面最成功的要算清朝,清朝皇帝确实是高瞻远瞩、极富见识。虽然征剿瞻对打了七八次,都半途而废,没有取得显著的效果,但这并不是说没有功劳,其产生的正面作用非常巨大。目前无论是民族学界还是文学界都有待于认真梳理、思考和总结。

  三、利用“瞻对文化”塑造旅游形象与品牌

  今天这个会议的主题叫“雅砻江流域康巴红·瞻对文化研讨会”,着眼点是如何挖掘“瞻对文化”的内涵以发展新龙县的旅游业,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首先需要弄清瞻对的地位与文化特点,需要思考、总结历史上的瞻对为我们留下了怎样的历史和文化遗产。在乘车来新龙的路上,我与中央民族大学原副校长喜饶尼玛聊起一个话题,我们都同感今天“新龙”这个县名的知名度太低,除了甘孜州以外,外面的人基本不知道。要发展旅游,首要一条是提升知名度,让外面的人听到你的名称就想来。新龙既然过去叫瞻对,而瞻对又是一个那么有故事的地方,并且这个地名还与一份丰厚的国家层面的历史遗产紧密相连,我们为什么不尝试将“新龙”恢复为历史上“瞻对”的地名呢?这至少有几个好处:首先,阿来的《瞻对》一书已经给“瞻对”做了一个大大的广告,使得“瞻对”一名在内地广为人知,我们正好可以借势提出恢复瞻对县名的提案。其次,瞻对是汉藏历史关系发展脉络中的一个重要节点,也是清代中央王朝与藏族地方之间发生交集和联系的一个重要历史地名。这个地名承载了丰富的历史信息,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央王朝治理藏区的一个具有象征性和代表性的地名和符号,让这样的地名消失将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不仅将割裂历史,而且会让后代逐渐淡忘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所经历的艰难历程以及所发生的许多波澜壮阔和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这无论对汉藏历史关系还是中央王朝对藏地的治理都是一大损失。在20世纪50年代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我们国家确定了一些新县名,让一些蕴含了丰富历史信息的地名逐渐流失,这很可惜,今天看来值得反思并适当加以修正,比如把瞻对更名为“新龙”即是如此。今天除了研究藏学和从事藏族历史研究的学者以及本地人比较熟悉“瞻对”这个地名外,一般内地人知道瞻对的已不多,知道“新龙”的更是少之又少。我相信,如果把“瞻对”、“新龙”两个地名同时放到网上检索,“瞻对”的检索量一定大大高于“新龙”。所以,恢复“瞻对”地名,不仅有助于恢复历史的延续性,也肯定会对当地旅游业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现在甘孜州提出了“全域旅游”的概念,这是非常切合甘孜州实际并具有远见卓识的观念。我想,恢复“瞻对”县名给本地所带来的效益将不是十年二十年,而是五十年一百年,是不断叠加的。现在内地很多地方申请更名,都尽量把自己县域内发生的很多著名典故和历史事件联系起来,这是有一定合理性的,能够给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更大的效益。发展旅游首先要吸引人,像瞻对这么重要的历史地名对于外界的吸引力是很大的,“瞻对”的吸引力肯定要远远大于“新龙”。当然,现在地名是由国家统一管理,国家批准更名也会综合权衡各种因素。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不是更名,而是恢复具有丰富历史内涵与传统的老地名。退一步说,即便我们提出恢复“瞻对”老县名方案最后没有得到国家批准,但提出这个问题本身也是有价值的,也会产生很好的正面效果。比如它会形成讨论,会有不同的意见和争论,这些争论会把“瞻对”和“新龙”广泛地传播出去。哪怕最后更名不成功,但其效果也相当于给“瞻对”和“新龙”做了一个大大的广告,会让更多的人知道今天甘孜州的新龙县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瞻对。当然,如果更名成功,则会产生更大的效益。所以,这事无论成与不成,都是一件双赢和带来正面效益的事,值得立即提上议事日程加以论证和尝试。

  另外,从旅游发展的角度,喜饶尼玛校长的发言阐述了“康巴红”的内涵和特点,讲得很好。我觉得从吸引内地游客的角度,旅游的形象品牌一定要提炼得很精炼、很到位,要恰如其份。我认为,新龙县发展旅游有两个非常好的形象品牌:第一个是“雅砻江大峡谷”。我们今天这个会用的是“雅砻江流域”,不要用流域,因为雅砻江流域的范围很广,包括凉山州木里县都在这个流域内,如果提“流域”就没有特色了。新龙处于整个雅砻江段最典型的大峡谷地带,强调“雅砻江大峡谷”,不但名实相符,对游客来说应该也非常有吸引力,所以提炼旅游形象品牌要把雅砻江大峡谷的特点注入进去。现在自驾游的人越来越多,自驾的人群相对年轻化,大多热爱自然,喜欢冒险,富有挑战性,“雅砻江大峡谷”这个形象品牌对这类人群应该有极大的诱惑力,而且我看峡谷里的风光的确非同寻常,非常雄奇,非常美,且不断变幻,犹如走进了一个仙境般的画廊。我想,奔着“雅砻江大峡谷”到这里来的人一定不会后悔的。第二个形象品牌是“康巴红”。康巴人以骠悍、好斗、讲义气、敢于冒险著称,而康巴人形象的标志是头上扎着被称作“康巴红”的“红穗”,这个习俗起源于咱们瞻对,是18世纪中叶工布朗结向外扩张时把这个习俗传播到了整个康区。会议现在用的是“康巴红·瞻对文化”,我考虑是否就用“瞻对·康巴红”,就是说瞻对这个地方是“康巴红”的发源地,是“康巴红”的核心区,“康巴红”是康巴人和康巴文化的一种象征和标志,代表了康巴地域文化的某种精神气质。就像喜饶尼玛校长说的,“康巴红”的象征意义是什么?有什么内涵和特色?都需要好好梳理、归纳,要一条一条很准确地注入进去。刚才喜饶尼玛校长发言的时候,我还想,雅江县的“康巴汉子村”都已经申请注册,我们的“康巴红”也可以先注册(回答:已经注册)。我觉得新龙县的旅游形象品牌就是这两个:一个是“雅砻江大峡谷”,一个是“瞻对·康巴红”。前者是自然,后者是人文。不一定要用“康巴红文化”,因为“康巴红”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旅游形象品牌要用最简练的文字,要高度凝练,让人看一眼就能记住。

  总之,我觉得瞻对是汉藏之间联系的一个节点、枢纽,双方发生了长达两百年的密切联系,而且后来红军又从这里经过,得到瞻对人民的大力支持。所以,新龙县的领导一定要有大视野,高屋建瓴,要从国家层面来思考这些问题。新龙现在虽然只是甘孜州的一个县,人口只有五万人左右,但是这个地域本身就是一笔巨大的历史遗产,而且是国家层面的遗产。通过发展旅游能够把这层意义挖掘出来,在新的时代使瞻对的历史能得到传承,文化得到进一步彰显。发展旅游需要魄力、眼光和勇气,要敢于挑战,要有大思路,要把当地丰厚的历史、文化、地缘特色充分呈现出来。新龙县的优势很明显,虽然从民国时期开始这里出现萧条、封闭的状态,总体来说发展稍微滞后,成为了一个没人爱的“肚脐眼”,但是从今天甘孜州全域旅游的角度看,这里具有独特的后发优势,应该好好利用这个优势,使这里的发展上一个新的台阶。

  注释:

  ①本文根据作者2016825~26日在新龙县召开的“首届雅砻江流域康巴红·瞻对文化”研讨会上的主旨发言整理加工而成。录音整理:博士研究生王丽娜,特此鸣谢!

  ②锡良致军机处请代电,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十六日《宫中电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③“肚脐”之说出自当地人对瞻对封闭地理环境的一种自嘲,是说瞻对的北面甘孜县地处川藏交通的北线,南面的里塘处于川藏交通的南线,两地均受到外界重视和关爱,唯处于两者之间的相对闭塞的瞻对犹如一个人的肚脐一样受到忽视和冷落。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新龙。新龙,过去叫瞻对,一直是我向往的一个地方,因为之前我看过很多关于瞻对的材料,我最想的是到这个地理环境里来看一看。这几天我们从南到北走了一下,基本上穿越了瞻对所在的雅砻江大峡谷,这里的地理环境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觉得这里比金川要险要得多,也雄奇得多,这个地理环境让我开始理解为什么瞻对这样一个相对闭塞的弹丸之地能够成为中国近代藏地边疆中的一个风云之地了。我从2011年开始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大型藏区地方史《康藏史》编纂与研究”,实际上就是写一部系统完整的《康藏史》,所以这几年我一直在阅读和梳理康区的各类史料,清理康区的历史发展脉络,自然也包括瞻对。今天,我想结合近几年我对康区历史的梳理和思考以及来到瞻对这个独特的地理与人文环境中的所感所得,着重谈一下我对瞻对这个地方地位与特点的一些认识和思考。①

  一、认识瞻对历史地位与文化特点的三个视角

  这几天来到瞻对之后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怎样认识瞻对的历史地位和特点?怎样给今天的新龙定位?通常,我们要认识一个“点”,需要把这个“点”放到一个“面”之中。我们要认识某个历史现象及特定区域,也需要把它放到一个更大的时间脉络和空间范围中才能看清它的特点。从此意义上来说,我认为要准确认识瞻对的地位与特点,我们同样需要把瞻对放在更大的历史脉络与地域范围之中。按照这一思路,我认为,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来认识瞻对:第一,把瞻对放在整个藏区之中来看它的特点和地位;第二,把瞻对放到整个康区的历史和地域中来看它的地位和特色;第三,把瞻对放在汉藏关系发展的历史脉络之中来看它的地位和特色。这可能是我们比较全面、准确理解瞻对及其地域文化的一个方向。

  第一,把瞻对放在整个藏区之中来看它的地位和特色。如果把瞻对放在整个藏区之中来看,我认为有两点非常突出。其一,在整个藏区之中,我们找不到任何一个那么小的地方,中央王朝曾经连续不断地进行了七八次征讨均不能奏效,而且掀起那么大的波澜,导致中央王朝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围绕这个地方产生长期的纠葛,这种地方在藏区中是绝无仅有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瞻对在整个藏区中的地位极为特殊,在整个藏区中我们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地方。其二,从1865年到1911年,西藏地方政府曾对瞻对实施了长达46年的管辖,但是迄今为止,瞻对境内仍然没有建立起一座黄教寺院,其境内主要是红教和苯教的寺院。这一点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瞻对这个地方独特的地域文化。

  第二,把瞻对放在整个康区的地域范围来看,它的地位和特色是什么?清代四川总督鹿传霖对瞻对的特点有一个很精辟的概括,那就是“地最险、人最强”。瞻对的特点,首先是它的地理环境异常特殊,它地处十分险要的雅砻江大峡谷,这是一个自北向南呈口袋型的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但是,瞻对的北端和南端又分别扼川藏大道的南、北两路,这种地形环境使得瞻对这个地方进可攻、退可守,且易守难攻。为什么清王朝派大军前后进行持续达两百多年的征讨均难以奏效,原因就在于其地理环境易守难攻。但是瞻对的地理环境也有一个致命的缺陷,这就是峡谷地方,高山坡陡,资源极为匮乏;另一方面,由于地形环境相对封闭,在这个峡谷里,部落社会的传统和遗风得到比较完整的保持和延续。在这种情况下,瞻对这个地方同外部世界发生联系的方式就采取了这样一个路径——从清代以来,瞻对的部落即通过抢劫、掠夺川藏大道南、北两路往来物资的方式从外部获取资源。这里有一个背景需要交待一下,从明朝后期开始,为了“隔离蒙番”(“番”指藏族,即隔离蒙藏,阻隔蒙藏之间的联系),明王朝开始规定藏区大小僧俗首领前往京城朝贡,必须经四川前往,而不得走甘青,这使得川藏道的作用日渐重要,开始成为中央王朝与西藏地方之间一个重要的连接纽带和通道。进入清朝以后,川藏之间的道路变得更加重要,康熙为了平定准噶尔入侵西藏,首次由四川进兵,并在沿途设置塘汛、粮台,特别是雍正三年(1725年)藏区划界之后,整个康区大部划归四川,成为归皇帝直接管辖的内地,这使得川藏交通的地位和重要性得到大幅度提升,变得越来越重要。由此,川藏道的南路开始成为官道,驻藏大臣入藏多走此道;川藏道的北路因为地势相对平缓,则成为川藏之间物资交流的重要商道。这样,从清代开始,川藏大道的南、北两路不仅成为中央同西藏地方之间进行沟通和联系的桥梁以及重要通道,也是内地与西藏或者说是汉藏之间商业贸易、文化交流的枢纽地带和主要通道。瞻对因为地扼川藏交通的南、北两路,加之地理环境险峻,进可攻、退可守,于是从川藏交通的南、北两路劫掠往来物资就成为瞻对部落重要的生存之道。这种对川藏大道南、北两路往来物资的劫掠,藏语称为“夹坝”,意思是“抢劫”,也指“抢劫者”。在瞻对这个特殊地方,所谓“夹坝”就是为了向外争夺资源,是瞻对的部落在资源匮乏情况下的一种向外发展的模式。因为北路是商道,有很多大宗商业货物从这里通过,而南路是官道,有很多来自朝廷、西藏地方政府以及达赖喇嘛高品质的礼品等物资从这里经过,这对于资源匮乏的瞻对部落自然很有吸引力,于是劫掠川藏大道南、北两路的过往物资就成为瞻对部落的一种习惯性的部落行为。20155月我去参加中山大学的博士论文答辩,其中有一位博士生就写瞻对的“夹坝”,他从新龙档案馆找到很多材料,他对“夹坝”的部落内部规则做了很多有益的探讨。

  我以为,对于瞻对的“夹坝”这样一种向外获取资源的方式,我们不能简单地从现代意义上的“抢劫”来理解,因为“夹坝”实际上是一种集体行为、部落行为,是以部落为单位的一种传统和古老的获取资源的方式。其实,在遥远的年代,特别是冷兵器时代,人类历史上数千年的战争冲突绝大多数都是为了争夺资源。例如,中国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的一次次南下“逐鹿中原”乃至“问鼎中原”,无不是为了争夺生存资源和更优越的生存空间。其实“夹坝”对于资源匮乏的瞻对部落来说,也同样是按照部落传统和习惯从外部世界争夺生存资源的方式和途径。

  南北两端地扼川藏大道的南、北两路,地形环境易守两攻,相对封闭造成的部落社会传统与遗风的完整保留,加之资源匮乏所形成的向外获取资源的强大动力,这些均使得清代以来的瞻对成为川藏大道上一只勇猛的“拦路虎”,也造就了瞻对在康区地域中“地最险,人最强”的特点。

  另外,从康藏史的角度来看,有一点也有助于我们认识瞻对在康区的地位和特点。康区因地处横断山脉地区,高山峡谷,地形环境相对破碎,所以,在康区的历史上,基本上没有出现统一整个康区的地方政权。即便是所谓“康区四大土司”,也只是局部割据的地方势力。但是,在康区历史上,曾经先后出现了两个占地面积很广并且几乎控制了康区大部分地区的地方政权,这两个地方政权,一个是十七世纪上半叶的白利土司,一个是19世纪兴起于瞻对的工布朗结。这两个政权都大幅扩张,占领大片地区,白利土司曾控制了德格、邓柯、道孚、石渠、昌都、类乌齐等大片地区,一度成为康区最大的地方势力。瞻对的工布朗结势力最大时,也号称“瞻对八万”,东至今康定一带,西至昌都,北到青海玉树、果洛等25族地区,南占里塘,横亘千里,占据了康区的大部分区域。这两个政权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曾经与西藏地方相对峙,都扬言要进攻西藏,白利土司曾写信给藏巴汗声称要进攻卫藏,后来被青海的固始汗南下康区所灭。工布朗结也曾与西藏地方政府为敌,扬言要攻打西藏,所以西藏地方政府才紧张起来,派出藏军与清军一同进行征剿。所以,从上述事实来看,瞻对这个地方在康区的历史上应该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第三,把瞻对放在内地与边疆以及汉藏关系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它的地位和特色又是什么?有一点特别需要强调,清朝曾前后八次大规模用兵于瞻对,延续时间长达两百年左右,这不仅在藏区绝无仅有,在边疆民族地区也极为罕见,而且清朝每次对瞻对用兵都影响着川藏全局,所以这里才是清代真正的“多事之区”。正如清末四川总督锡良所说:“惟徼外措处,全视三瞻,盖其人雄长于诸番之中,其地处于川边之内,番情向背,随之转移,而我之沿革损益,莫不因之为轻重,以此计其得失。”②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从雍正八年(1730年)首次派大军征讨瞻对开始,以后的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几乎每一个清朝皇帝都曾经对瞻对用兵。如何看待清朝前后八次大规模用兵于瞻对这样一个弹丸之地?过去我们对战争的理解往往是负面的、破坏性的,认为战争造成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是一种麻烦。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战争也一定程度地促进了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也是人类不同文明之间最深刻的一种交流方式。有一个背景需要交待。在雍正二年(1724年)清朝平定青海和硕特部罗卜藏丹津叛乱之后,清朝取代蒙古势力直接控制了整个康区,雍正三年藏区划界,除迪庆归滇外,康区大部直接划归四川管辖。康区虽归皇帝直接管辖,但是清朝并没有实际控制,也缺乏实际的统治基础,这个区域主要还是由各土司实际控制。在这种情况下,从雍正八年征讨瞻对开始,到以后清朝历代皇帝都派出大军征讨瞻对,这样,瞻对实际上起到了一个重要作用,它成为康区地方与中央王朝之间的一个节点和连接枢纽。

  二、清朝征瞻对产生的影响和历史作用

  我注意到,清朝每一次对瞻对大规模用兵,其军队构成主要是“汉”、“土”两个部分,汉兵主要是绿营兵,而“土兵”则是瞻对周边听命于清朝的土司军队,特别是东部明正土司和嘉绒土司的军队,其中多数为当地藏人。用兵的规模经常达到一两万人。清朝每一次征讨瞻对都派如此大规模的军队,而且还要组织和调动康区当地各土司派兵参战,其对康区产生的震慑和影响可想而知。

  其实,康区或者说东部藏区真正牢固地被纳入清朝的控制主要依赖于两大战事:一个是清朝持续达两百年对瞻对的征讨;另一个是乾隆的两次征金川之役。其实,清朝打的很多仗不能单算经济帐,乾隆皇帝“十大武功”中的很多战事都成本极高,两次征金川之役尤为典型。征金川和征瞻对都是成本极高的战事,而且对瞻对的用兵前后持续了两百多年,耗费的人力、财力惊人,这样的战事单算经济账和军事帐都很不划算。但如果从长远眼光来看,它起的作用非常巨大。具体说来,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个作用,就是使中央王朝对东部藏区产生了高度关注。比如,就拿瞻对来说,由于川藏大道南北两路是由内地通往西藏的要道,对中央王朝非常重要,当瞻对土司威胁到这一要道时,中央王朝必然要进行征剿,中央王朝的权威是不能受到挑战的。但是在征剿过程中人们却发现降服这个地方并不容易,所以清朝七八次用兵瞻对基本上都是半途而废,大多由前线官员制造一些假象,弄一些假材料上报,皇帝一高兴就草草收兵。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从雍正八年用兵瞻对开始,以后的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几乎所有的清朝皇帝都曾经征剿过瞻对这个地方。既然前面的征剿大多不能彻底、困难重重,为什么后面的皇帝不吸取教训呢?我认为,这有两个原因:其一,川藏大道对于清王朝非常重要,它是清王朝施政于西藏地方的命脉和基础,所以清朝要不惜一切代价保障川藏大道的畅通。其二,在清朝统治者眼里,王朝的权威和脸面是至高无上的,不容任何人侵犯和挑战,所以越不奏效就越要征剿,这在客观上不但造成清朝对东部藏区的密切关注,同时也使瞻对在整个清代成为中央王朝与藏区之间乃至汉藏之间一个重要的联系节点和枢纽,其产生的正面作用非常大。

  第二个作用,就是清朝通过长期征讨瞻对,加强了对东部藏区的震慑与控制,使其对康区的统治逐渐从间接走向直接,并为清末赵尔丰提出的“西康建省”奠定了政治基础。清朝每一次征讨瞻对都要进行大规模的组织、动员和布署,不仅征调大量汉兵,也征调当地土司兵,同时还需要后勤的保障与供给,加之瞻对地处康区腹心地带,进兵路线漫长,所以每一次征讨瞻对,尽管朝廷在人力财力上耗费甚巨,军事上也未必成功,但客观效果却是一步步地加强了清朝对康区的直接控制。

  第三个作用,就是瞻对成为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的重要连接点。1849年瞻对地方发生工布朗结起义,清朝派川督琦善率兵镇压,无功而返。工布朗结的势力逐渐壮大,东部占领了明正土司的大片地盘,势力达到康定一带;西部占据了乍丫、昌都一带;北部占领了甘孜、德格、炉霍以及青海玉树、果洛等25族地区;南部占领了理塘,横亘千里,威震康巴,号称“瞻对八万”,完全阻断川藏大道,成为19世纪中叶几乎控制整个康区的最大地方势力。同治二年(1863年),清朝调集和组织四川、青海各路汉、土兵马对工布朗结实行会剿,其中西藏地方政府也派兵参加会剿。同治四年(1865年)朝廷平息工布朗结事件后,因无力支付西藏方面提出的军费补偿,遂将瞻对赏藏,由西藏地方政府派藏官进行管理。自此直到清末,西藏地方政府管理瞻对的时间长达46年,瞻对也成为西藏地方政府在四川辖区内的一块“飞地”。由于藏官对瞻对的管理给当地及周边各土司带来了诸多纠葛和麻烦,历任四川总督多主张收回瞻对。所以,从19世纪中叶直到清末,瞻对问题不但成为清朝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一个重要的利益平衡点,同时也成为双方在康区的一个联系焦点。

  瞻对这样一个地处康区腹地的弹丸之地,何以能够产生这么大的作用?这是值得我们今天深入思考和认真总结的。毫无疑问,把瞻对放在全藏区和整个康区地域,放在中央王朝与藏区的互动关系乃至放在汉藏关系发展的历史脉络之中,它的历史地位异常重要,地域特色也异常鲜明。尽管今天的瞻对或说新龙已是康区腹地一个因交通闭塞而不太受外界关注的县,甚至被当地人调侃为不太受人关爱的“肚脐”,③但是这里是“小地方、大历史”,它曾经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演绎过一段波澜壮阔、让人回味无穷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内涵丰富的历史遗产,它也是汉藏关系发展历史脉络的一个重要节点,是汉藏关系中的珍贵历史遗产。这笔遗产不是地方性的,它并不单单属于瞻对或者说今天的新龙县,它是国家层面的遗产,是中国多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的珍贵遗产。同样,瞻对的历史也不是局部区域和地方性的历史,而是汉藏交流交往大格局之中的历史,是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轨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阿来的《瞻对》一书写清朝200年间对瞻对的征剿,为什么能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原因就在于瞻对为我们留下的是一笔国家层面的历史遗产,这笔遗产和整个藏区、汉藏交流、清朝治边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阿来先生比较敏锐,能够捕捉到瞻对这个地方所蕴含的丰富历史价值。阿来先生的《瞻对》一书仅仅是挖掘和思考瞻对历史的一个开始,而不是结束。我觉得在汉藏的交流层面,如何梳理和总结这份遗产,还大有文章可做。我认为,历代中央王朝在治理藏区方面最成功的要算清朝,清朝皇帝确实是高瞻远瞩、极富见识。虽然征剿瞻对打了七八次,都半途而废,没有取得显著的效果,但这并不是说没有功劳,其产生的正面作用非常巨大。目前无论是民族学界还是文学界都有待于认真梳理、思考和总结。

  三、利用“瞻对文化”塑造旅游形象与品牌

  今天这个会议的主题叫“雅砻江流域康巴红·瞻对文化研讨会”,着眼点是如何挖掘“瞻对文化”的内涵以发展新龙县的旅游业,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首先需要弄清瞻对的地位与文化特点,需要思考、总结历史上的瞻对为我们留下了怎样的历史和文化遗产。在乘车来新龙的路上,我与中央民族大学原副校长喜饶尼玛聊起一个话题,我们都同感今天“新龙”这个县名的知名度太低,除了甘孜州以外,外面的人基本不知道。要发展旅游,首要一条是提升知名度,让外面的人听到你的名称就想来。新龙既然过去叫瞻对,而瞻对又是一个那么有故事的地方,并且这个地名还与一份丰厚的国家层面的历史遗产紧密相连,我们为什么不尝试将“新龙”恢复为历史上“瞻对”的地名呢?这至少有几个好处:首先,阿来的《瞻对》一书已经给“瞻对”做了一个大大的广告,使得“瞻对”一名在内地广为人知,我们正好可以借势提出恢复瞻对县名的提案。其次,瞻对是汉藏历史关系发展脉络中的一个重要节点,也是清代中央王朝与藏族地方之间发生交集和联系的一个重要历史地名。这个地名承载了丰富的历史信息,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央王朝治理藏区的一个具有象征性和代表性的地名和符号,让这样的地名消失将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不仅将割裂历史,而且会让后代逐渐淡忘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所经历的艰难历程以及所发生的许多波澜壮阔和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这无论对汉藏历史关系还是中央王朝对藏地的治理都是一大损失。在20世纪50年代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我们国家确定了一些新县名,让一些蕴含了丰富历史信息的地名逐渐流失,这很可惜,今天看来值得反思并适当加以修正,比如把瞻对更名为“新龙”即是如此。今天除了研究藏学和从事藏族历史研究的学者以及本地人比较熟悉“瞻对”这个地名外,一般内地人知道瞻对的已不多,知道“新龙”的更是少之又少。我相信,如果把“瞻对”、“新龙”两个地名同时放到网上检索,“瞻对”的检索量一定大大高于“新龙”。所以,恢复“瞻对”地名,不仅有助于恢复历史的延续性,也肯定会对当地旅游业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现在甘孜州提出了“全域旅游”的概念,这是非常切合甘孜州实际并具有远见卓识的观念。我想,恢复“瞻对”县名给本地所带来的效益将不是十年二十年,而是五十年一百年,是不断叠加的。现在内地很多地方申请更名,都尽量把自己县域内发生的很多著名典故和历史事件联系起来,这是有一定合理性的,能够给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更大的效益。发展旅游首先要吸引人,像瞻对这么重要的历史地名对于外界的吸引力是很大的,“瞻对”的吸引力肯定要远远大于“新龙”。当然,现在地名是由国家统一管理,国家批准更名也会综合权衡各种因素。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不是更名,而是恢复具有丰富历史内涵与传统的老地名。退一步说,即便我们提出恢复“瞻对”老县名方案最后没有得到国家批准,但提出这个问题本身也是有价值的,也会产生很好的正面效果。比如它会形成讨论,会有不同的意见和争论,这些争论会把“瞻对”和“新龙”广泛地传播出去。哪怕最后更名不成功,但其效果也相当于给“瞻对”和“新龙”做了一个大大的广告,会让更多的人知道今天甘孜州的新龙县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瞻对。当然,如果更名成功,则会产生更大的效益。所以,这事无论成与不成,都是一件双赢和带来正面效益的事,值得立即提上议事日程加以论证和尝试。

  另外,从旅游发展的角度,喜饶尼玛校长的发言阐述了“康巴红”的内涵和特点,讲得很好。我觉得从吸引内地游客的角度,旅游的形象品牌一定要提炼得很精炼、很到位,要恰如其份。我认为,新龙县发展旅游有两个非常好的形象品牌:第一个是“雅砻江大峡谷”。我们今天这个会用的是“雅砻江流域”,不要用流域,因为雅砻江流域的范围很广,包括凉山州木里县都在这个流域内,如果提“流域”就没有特色了。新龙处于整个雅砻江段最典型的大峡谷地带,强调“雅砻江大峡谷”,不但名实相符,对游客来说应该也非常有吸引力,所以提炼旅游形象品牌要把雅砻江大峡谷的特点注入进去。现在自驾游的人越来越多,自驾的人群相对年轻化,大多热爱自然,喜欢冒险,富有挑战性,“雅砻江大峡谷”这个形象品牌对这类人群应该有极大的诱惑力,而且我看峡谷里的风光的确非同寻常,非常雄奇,非常美,且不断变幻,犹如走进了一个仙境般的画廊。我想,奔着“雅砻江大峡谷”到这里来的人一定不会后悔的。第二个形象品牌是“康巴红”。康巴人以骠悍、好斗、讲义气、敢于冒险著称,而康巴人形象的标志是头上扎着被称作“康巴红”的“红穗”,这个习俗起源于咱们瞻对,是18世纪中叶工布朗结向外扩张时把这个习俗传播到了整个康区。会议现在用的是“康巴红·瞻对文化”,我考虑是否就用“瞻对·康巴红”,就是说瞻对这个地方是“康巴红”的发源地,是“康巴红”的核心区,“康巴红”是康巴人和康巴文化的一种象征和标志,代表了康巴地域文化的某种精神气质。就像喜饶尼玛校长说的,“康巴红”的象征意义是什么?有什么内涵和特色?都需要好好梳理、归纳,要一条一条很准确地注入进去。刚才喜饶尼玛校长发言的时候,我还想,雅江县的“康巴汉子村”都已经申请注册,我们的“康巴红”也可以先注册(回答:已经注册)。我觉得新龙县的旅游形象品牌就是这两个:一个是“雅砻江大峡谷”,一个是“瞻对·康巴红”。前者是自然,后者是人文。不一定要用“康巴红文化”,因为“康巴红”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旅游形象品牌要用最简练的文字,要高度凝练,让人看一眼就能记住。

  总之,我觉得瞻对是汉藏之间联系的一个节点、枢纽,双方发生了长达两百年的密切联系,而且后来红军又从这里经过,得到瞻对人民的大力支持。所以,新龙县的领导一定要有大视野,高屋建瓴,要从国家层面来思考这些问题。新龙现在虽然只是甘孜州的一个县,人口只有五万人左右,但是这个地域本身就是一笔巨大的历史遗产,而且是国家层面的遗产。通过发展旅游能够把这层意义挖掘出来,在新的时代使瞻对的历史能得到传承,文化得到进一步彰显。发展旅游需要魄力、眼光和勇气,要敢于挑战,要有大思路,要把当地丰厚的历史、文化、地缘特色充分呈现出来。新龙县的优势很明显,虽然从民国时期开始这里出现萧条、封闭的状态,总体来说发展稍微滞后,成为了一个没人爱的“肚脐眼”,但是从今天甘孜州全域旅游的角度看,这里具有独特的后发优势,应该好好利用这个优势,使这里的发展上一个新的台阶。

  注释:

  ①本文根据作者2016825~26日在新龙县召开的“首届雅砻江流域康巴红·瞻对文化”研讨会上的主旨发言整理加工而成。录音整理:博士研究生王丽娜,特此鸣谢!

  ②锡良致军机处请代电,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十六日《宫中电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③“肚脐”之说出自当地人对瞻对封闭地理环境的一种自嘲,是说瞻对的北面甘孜县地处川藏交通的北线,南面的里塘处于川藏交通的南线,两地均受到外界重视和关爱,唯处于两者之间的相对闭塞的瞻对犹如一个人的肚脐一样受到忽视和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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